此时，通过法律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制约公权、保障私权从而谋求两者合理平衡的目标就可能落空，常态下科层化法治力图实现的个人权利保障目标就可能在政治动员的去科层化效果中一并被去掉。

[29]此后共同富裕在学术和社会讨论中的热度迅速攀升，本文在分析中对材料的选取以2021-2022这样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范围为限也是出于这个考虑。韩振文：《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司法的方法与载体》，《法治社会》2019年第5期。

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温州市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促进条例》第39条规定，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承担向上向善、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积极兴办社会公益实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推进共建共享，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7]共同富裕研究必须要有法学的视角，已有少数法学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如张文显教授将高质量发展下共同富裕建设，视为中国式法理学发展的核心要义。在2022年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总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发展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以及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第三，2022年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将共同富裕作为推进性别平等的理由。

最后，在上一节我们看到，中央法规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而在地方法规中似乎没有涉及。政法体制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法体制中，政治因素会以各种方式与法治互动，政治对法律的影响一般体现为党对法治各个环节的领导，法学界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挪威的传染病防治立法历史悠久。

在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复杂的官僚技术治理体系之下，传染病防控的成败也许并不在于防治观念本身的选择，而在于防治观念类型下具体制度和实际操作的合法治性，即在具体防控过程中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疫情防控，同时贯彻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要求。甚至有学者提出在传染病防治中将决策专业的范围更一步扩展，应当保障医学专业机构和医学专家的独立性[47]。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立法者应当如何考量传染病的制度意义，使得立法上的传染病能够既合医学的科学规律性又合立法的规范目的性。只是这种对行政权力的依赖往往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突出对专业知识的前置性安排，因而将其归类为一种准专业主义防治观。

但同时规定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在制定、修改或废止有关新发传染病防控法令之前，应征求日本卫生科学委员会（The Council on Health Sciences）的意见，而后者是日本卫生健康科学技术领域的学术和伦理审查的专业机构，体现出日本对于传染病防治立法对象上的国家权力主导、专业辅助配合的特色。[28]最早的传染病病因理论被称之为瘴气理论，即将传染病归因于腐败、分解物质而产生的对大气有污染的毒蒸气（即瘴气），早在希波克拉底的《论空气、水和环境》一书中就持这样的观点。

[39]李少文：《风险社会的立法治理：〈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思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但在法律文本中对传染病的病种和级别进行明确列举且严格限制兜底情况，使得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和防治不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法定程序则无法受《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其缺点也同样明显。传染病实证化的本质是对作为医学概念的传染病进行制度化赋值，从而完成传染病治理的立法设计，并在合规范目的性与合科学规律性之间实现有效融合和合理平衡。因此，我国传染病防治立法在调整对象上应增加专业主义的比重，以实现国家角色与专家作用的互补与协同。

三、域外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对象规制的经验类型 诚如前述，传染病防治法律是古今中外人类制度实践中的公约数。不过，德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即联邦卫生部有权终止、限制或延长该法第6条中的法定疾病的实施状态，并根据流行病学情况，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以调整传染病或病原体的目录，如2020年联邦卫生部通过紧急行政法规将COVID-19添加到第6条的病原体清单中。本着向平衡主义迈进的基本思路以及实现治理的精细化目标，就我国现有《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以及相关制度的修改完善而言，其总体的改革方向和思路是增加专业主义的色彩，加强专业机构、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的作用，降低国家主义的权重和国家权力逻辑的角色，充分发挥专业机构和专家角色在紧急状态启动之前的屏障作用和基础功能。虽可通过授予行政机关临机决断的权力或者专业机构临时决策的程序解决该问题，但行政机关的权威运作逻辑或者专业人员的知识垄断对于决策而言都具有偏颇性和片面性，进而可能会将传染病防控置于某种不确定的防治风险尤其是法治风险之中。

因此，专业主义逻辑亦需要国家权力的配合方能做出科学决策，并实现与民主的协调。[14]可问题在于，传染病分级防控的制度意义恰恰就在于根据传染病的危害大小而采取严厉程度不同的措施，同时对公民的限制和配合义务的要求程度亦不同。

而专业主义防治观的核心制度要义和制度逻辑在于：赋予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在传染病确定及其等级划分上的权力，以专业机构的信息发布作为权威依据，强调专业判断，以避免出现外行管理内行的局面，增强防治的专业性、有效性和科学性。[35]赵鹏：《疫情防控中的权力与法律——〈传染病防治法〉适用与检讨的角度》，《法学》2020年第3期。

摘要:  传染病防治法的调整对象关涉传染病防治制度的启动和运转，决定了整个传染病防治法的目标实现和功能发挥，须认真对待。[15]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染病病种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流行强度以及对人体健康、对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参照国际统一分类标准[16]而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传染病的种类严格法定，旨在实现传染病传播和流行规律与法律治理的手段方式同频共振，并贯穿着比例原则的内在要求和法理逻辑。在对象上区分了传染性疾病和感染病原体，如鼠疫是一种疾病，而埃博拉病毒则是一种病原体，这既展示了德意志民族惯有的严谨精神，也更体现了德国传染病防治立法中的专业主义境界。[34] 国家主义防治观的缘起是对传染病防控紧急状态的谨慎选择，强调非经国家权力甚至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确认（如我国对甲类传染病的规定）不得随意开启，防止打开潘多拉的魔盒。新加坡《传染病法》对作为防治对象的传染病分为两级——危险传染病和传染病，但危险传染病只有一项制度意义，即该法第21条A款所规定的特定人员不得以可能传播疾病的方式行事，否则会引起传染病犯罪。

因此，一方面，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设置了法定病种之外的例外情况，赋予有权机关在新发传染病时的确定权，从而具有开启依法防控的程序启动权。因为在法律文本中对传染病进行具体的、穷尽试的列举，逻辑上需要面对列举无法穷尽的悖论，这也是在立法调整对象上采取列举式相对于定义式和开放式规定所具有的劣势，从而为《传染病防治法》无法面对新发传染病留下了立法技术上的伏笔。

[29]而能否在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操作的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事关传染病法治现代化的全局，因此，有必要对经由调整对象制度所抽象出来的这两类传染病防控法治的理念类型做出理论上的阐述，以澄清其法理基础，并作出应有的价值评价。总之，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对象的规制关涉传染病防治制度的启动和运转，起着师出有名和定分止争的作用，决定了整个传染病防治法的目标实现和功能发挥，必须认真对待。

具体的防控决定交给执行机构甚至专业机构，从而体现出充分的专业主义色彩。这一方式的优点在于通过明确而具体的表达来规定传染病目录和等级，从而有利于对既有传染病防治的操作，并能确保制度运行和传染病防控的效果。

不管其单位性质变与不变，其职权的变革实属势在必行，尤其应当夯实其在传染病防治制度中的窗口[48]功能，赋予其法定的、基于专业角色的职权职责，以履行与其能力和角色相匹配的义务和责任。此外，对乙类和丙类传染病的增减或调整交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其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的标准临时做出，从而实现有限兜底。[8]该法第3条对调整对象进行了规定，[9]体现了我国法律文本中立法调整对象规范的一贯风格。（一）列举为主定义为辅的准国家主义防治观 这种类型的立法较为普遍，即在传染病防治立法的调整对象上，采取列举为主，同时也对传染病的定义做出规定，从而体现出相对严格的事前法定的国家主义观念。

二是在行为的实体内容上进行了扩展，由决定和公布变成了增加、减少、调整和公布，从而更加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也增加了表达的周延性和科学性。而且，在事实层面，以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为例，我国无疑取得了胜利并体现出应有的制度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国家主义防治观的功劳。

第五种情形则是兜底条款，是指有两例或以上病例与流行病学有关、且对公众有严重危险的类似病例情形。而国家主义的危险则在于用国家权力逻辑代替专业判断，权力执行者面对作为医学问题的传染病，尤其是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的原因等问题，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

叶必丰：长江经济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同的法律机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5-15页。《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2021年）第8条规定：实行企业化管理，对管委会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竞争选拔制和任期目标制，推行全员聘任制，自主决定机构设置和岗位设置，建立岗位绩效工资体系。

法定机构并非《地方组织法》中的国家行政机关，因而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开展区域合作的管理机构。奥里乌，见前注[4]，第432页。企业编制适用于直接从事工农业等生产，独立经济核算的各国家企业单位。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在列举规定法定机构的行政职权和公共服务职责时，并没有区分哪些是行政管理职权或哪些是公共服务职责。

杨建生、黄丹丹、李飒：论开发区法定机构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完善，《经济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第35-42页。如《青岛蓝色硅谷核心区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规章）第14条规定：核心区内的公安消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市容和环境卫生等社会管理职能由即墨市政府以及市相关部门负责。

如《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2020年）第7条第2款规定，前海合作区管理局依照本条例履行前海合作区的行政管理职权和公共服务职责。至于法定机构作为合作方政府的跨行政区共设机关的法律适用等问题，作者此前已有专门讨论，[61]在此不再赘述。

有的规定法定机构归政府专门设立的工作机构或派出机关领导。[8]参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15号，2005年3月21日发布。